“塑造强大的公民”是个梦
大陆异见作家，本来就被大陆媒体边缘化，如今网络免费时代，更使以稿谋生的独立写作者生存困境一日比一日恶劣。海外中文有酬媒体，倒闭甚多，而类似我这样纯以稿酬谋生的作家，不在少数。在这个十字路口，我们，该往何处去？
为追求民主与自由，我们曾经丧失、牺牲了太多太多，也曾沉默过，乃至沉沦过。但是，胸中那团火始终未能熄灭，那就是：经过若干人、若干年的奋斗，中国的民主与自由总有一天会到来，我们是推动时代的宏大潮流之中冲在最前面的一份子。不谦虚地说，无论官方使用何种方式予以封杀，我们始终拥有强大的读者群体，是中国最敢于发出尖锐声音和重视民间真相的人。但我们的生存状况直接威胁着写作道路的前进，每写一篇文章都不知这文章最后的去处，犹如一个个没有父母保护的婴儿，被推来推去，头晕目眩，有的则被活活“饿死”。
媒体之于运动的重要性，在此中的地位不言而喻。我曾努力过，在大陆、海外及港澳台寻找能够发出敢言之声的有酬媒体，绕过漫长的旅程后，如今元气已损毁大半。尤其是大陆，不是因这文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它不适合、有风险，不在编辑的既定方针和政策限制范围内。大陆民间不是没有独立媒体，但那些独立媒体几乎没有稿酬。因其立于言禁时代的大陆，其存在的状态大多只能靠无偿的互联网。而中国的互联网又封锁甚严，但翻墙阅读者甚多。中国人渴望知悉最真实的声音，看到最独立的意见。这是追随民主的运动，是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的理想。
奋进且勇于思索，塑造强大的公民，是终我一生的梦。我至今不敢承认自己是民主运动人士，而只以“公民”二字自居，只因这确是实情——那是巍然于上的高远信仰，我仅仅是永久的追逐者之一而已。我们之奋斗，为的是让中国人能够广泛地分享到独立的见解和深层的中国真相，为的是中国的意识潮流趋于开放而非保守和沉默。我们本来就已面对着够多、够大、够狠的意识钳制和言论威吓，倘若连释放良心与正义的罕有空间和平台也被消灭，那实在是走投无路，道路越走越窄，越来越挣扎，最终彷徨到丧失独立，也自毁良知了。这种精神失踪、良心泯灭、被迫沉默的灾难，我们不愿看到，我们之外的更多人也必不愿看到。
寒风呼啸的异见媒体
我们的平台，究竟还剩下多少？仅我所知，美国民主基金会就欲撤消对《北京之春》的资助，这份被誉为“民运旗帜刊物”的杂志目前面临停刊局面。为此，我曾专门致信美国民主基金会：“今天，我为《北京之春》呐喊，不仅仅基于这本杂志是有酬媒体，更基于这个媒体的影响力在我心中是那样地有份量。这是一个有大担当、大责任、大胸怀的媒体，它承载着太多太多的希望，太多太多的血泪。《北京之春》在多年经营下，已经积聚了超高的人气。这个平台倘若倒塌，将进一步扼杀异见作家们的空间，也将使民众失望、灰心、动摇。我认为，中美之间最大的利益共同体，将是现代文明的合流，绝非纵容对不同声音的扼杀。我希望美国民主基金会能够继续资助《北京之春》。”
其它不少媒体，皆与《北京之春》相似，寒风呼啸。自由亚洲电台经费不足，已无法聘请额外的特约评论员。《观察》已负债运行大半年，“情况确实不容乐观”，没有经费资源，无力支付稿酬，甚至预计：“关门大吉，大概也是早晚的事儿。”美国的《民主论坛》和澳洲的《自由圣火》，“实在可惜，但是也无奈”，到目前为止仍未筹措到稿酬经费。覆盖全球的综合型媒体《大纪元》，已将近两年停发稿酬，即使是名家投稿，也是义务支持。高举“共和革命”旗帜的《黄花岗》，主编已非辛灏年，对于作者的酬劳，仅以评选“优秀奖”的奖金来抚慰。至于加拿大《华侨时报》之类的媒体，全靠各方文友义务支持，不设稿酬。澳洲《真话文论周刊》，再无起死回生之日。我的一些曾经供职于香港文艺杂志的朋友，拼搏几年，也因“理念不合”而纷纷离开。市场压力大，没办法，文章必须调整可读性，尽量图文并茂，将深度与敏感度降低，迎合大众。
港澳台的大部分媒体，固然更能包容不同意见，但因欲在大陆市场发行，又不能不顾及大陆政府的脸色。如《澳门月刊》就曾来信告之：“文章必须是具有前瞻性的澳门发展路向，并且让中央和澳门政府都可接受。”另一本知名的澳门杂志《九鼎》，虽然每期也有一两篇文章事关大陆与台湾，但大多数评论是关于澳门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。港台容纳异见作家的空间较大，譬如香港的《争鸣》、《动向》、《开放》、《前哨》、《明报月刊》、《亚洲周刊》，以及总部设在台湾的《看杂志》和《新纪元周刊》。最近一年内，还有五家敢言媒体崛起，分别是美国的《纵览中国》、《中国民主报》，香港的《多维月刊》、《明镜月刊》，澳洲的《天安门时报》。曾经一度有《天安门通讯》呈现于世，但现在已难觅芳踪。
由大陆人主编的独立有酬媒体，《公民》是我见到的硕果仅存的一家。而能在大陆见到的香港杂志，如《凤凰周刊》、《中国财富》、《中国评论》、《领导者》、《二十一世纪》，确实未被屏蔽，但因内容更倾向于高谈阔论的“务虚”，看似高屋建瓴，其实是在刻意回避底层怒火，于公民维权的切实需要而言，还相距甚远。此类杂志，其实大陆人早已办出，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、《南风窗》、《财经》等。胡舒立离开《财经》后，负责《新世纪周刊》、《中国改革》及《财新网》，其内容甚至比香港发行于大陆的杂志还要务实。如最近的罢工潮动向，《财新网》就是冲到最前面的大陆媒体，比广东一般的敢言媒体（《南方日报》集团）还要尽心尽力。但这些期刊，早已拥有了稳固的作者群体，是一批绝对的精英，外稿想要插进去，除非有天纵奇才的惊人洞见，否则如徒步登天般艰难。
对异见作家避之不及
异见作家们的老阵地，虽然一批批倒下，但也有绝处逢生的罕见例证。如《中国人权》双周刊，就是将原来的《人与人权》月刊和《华夏电子报》周刊合二为一，降低经费消耗，又提升刊发门槛，力求精品。《民主中国》曾是月刊，一月几篇而已，后来变成滚动式网刊，出稿频繁，门槛大降，但金融风暴以后，又把门槛抬高，选稿严厉，且刊发文章数量大减。这两家媒体，无论境遇如何糟糕，也始终没有停顿过。
《北京之春》就惨了，最惨时差点停刊，但仍坚持出了杂志，至于稿酬，优先照顾大陆作者，不管“粮仓”所剩多少，倾尽所有。《议报》也曾停刊，这种“周刊”级别的媒体，其停刊对作者的打击是特别大的，尤其是在《议报》停刊的同时，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竟也解散，整个网页完全失踪，就更是雪上加霜，看似一去不复返了。孰料，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，《议报》竟奇迹般地复刊，且提高稿酬，是我所见的宣布“断炊”后恢复“吃饭”的极少数异见媒体。另一家是曾停刊的《当代中国研究》季刊，该刊助理编辑写信鼓励我：“这本杂志虽经过组织变更，但比之前更加完善。”
异见作家，最初多是仅仅追求文学，尤其钟爱杂文、时评。大陆设有时评版面的报纸确实有成千上万家，专门的杂文平台也有《杂文报》、《杂文选刊》、《杂文月刊》、《经典杂文》等十余家，不愁文章无处发表。但是，这杂文必须具备文学性，不能太实，与时政批评和独立调查这两种文体完全不搭架。天真的人以为，评议一个热点事件，文章必然被刊发，若在本世纪头两年，还有这可能，但如今官方恐惧时评，一些媒体已直接将时评版改为文化版，不接受时评，即使你投杂文，那杂文也要关注文化现象、影视图书等软主题，而非实际的热点案件。而另一些媒体，深得时评的推动效益，将时评变成纵深评论，又是一般功夫的写手所不具备的能力。这类代表，是《新京报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现代快报》等，最近《东方早报》旗下的《理财一周报》也在走这条路。
我们这些人，要想知道声音能在何处呐喊，只须去搜索冉云飞这批人在大陆还有多少活动的空间。一搜索，情况很严重。谈文化，谈历史，大陆的《青年作家》、《万科周刊》、《晶报》、《东莞时报》，港台的《中国财富》、《艺术时代》、《传记文学》等少数媒体还可承受。但若谈时政，则等于自己枪毙自己的稿件。即使谈文化，若将《议报》、《民主中国》这样的深度文章投过去，也必死无疑。我有少数文章，就是在大陆媒体发表的，坦率说，那种滋味极其难受。编辑也许在第一时间就认定“此文极好”，但会提出若干条件，譬如：独立调查必须列出一系列的背景证据，包括大量图片、视频；不允许有任何评论和分析，倾向性可以有，但不能太明显；评论性文章，必须点到为止，不要对政府有任何伤害性。
最易在大陆发表的文章，是情感类、文化类、历史类。文章不能太实，一定要从语言的文学性下功夫，而不是找深度，更不是去攻击政策，甚至不能像法庭辩护那样列出一系列的铁证。诸多杂志编辑和报社时评编辑，在私下里与我都是很好的朋友，但朋友归朋友，一旦他们身在体制中，以一个被套死了的身份面对锋芒毕露的稿件，就“必须坚守刊物的办刊方针与原则”，不敢冒险。长此以往，给大陆媒体投稿就不是带着满怀希望的心情，反而是忐忑不安、忧心忡忡，“没发表你难受，发表了我们难受”。你会觉得，自己是个很麻烦的人，是个祸害，就像不可预防控制的瘟疫、病毒，即使是朋友，也对你避之不及。
把闲云野鹤逼成闲人野鸭
时政不过是一时一地之事，更大气的作品，将是超越时空的。甚至，每当一个焦灼事件爆发于社会，你真正该去着眼的，却应是焦点背后的浩大背景，而非法律辨析般枯燥无味。我的文章，向来题材不尽、体裁不限，在评议时政、独立调查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公民维权的同时，我写过文学，实践过“务虚”。但我反感大话空话，讨厌精英姿态。我之所有的努力和定位，仅仅是“公民”。没写过长篇文学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傻。当你压抑数年，力图超越各种禁锢去写就大作，最后你这大作被纷纷抛弃。
抛弃的原因是，或者是：这是文学，我们不接受虚构的题材，我们重视现实的真相，不要回避现实正在发生的矛盾。或者是：这是长篇，字数太多，无力承载，没有那么多稿酬给你。或者是：这是社会在关注但市场不关注的题材，也是境外支持但政府禁止的题材。或者是：拜托，杨大作家，你难道就不能舍弃犀利与批判，写写青春、爱情、玄幻、武侠？听说过架空文学吗？就算要批判，写点含沙射影的历史也好啊，把真实史料变成另类评书，“采用历史形象+文学形象+民间形象的合理取舍的表现原则，从而形成以故事讲人物、以人物讲历史、以历史讲文化、以文化讲人性”，就像易中天或袁腾飞，杨大作家，你会写吗？……这原因一条又一条，逼得你从此不敢再碰长篇文学。即使写短篇，也须在提笔前勒令自己勿要携带半点反骨，正如韩寒抨击的那样：“本来男作家都应该是闲云野鹤，结果全成了闲人野鸭。”
对于自毁道义的伪装要求，我有不服从的权利。于是，继续把眼睛放在当下，放在触目惊心的社会事件和汹涌澎湃的思潮激流当中。当富士康跳楼、本田罢工，全国罢工潮此起彼伏，我已无法再“文艺”起来，于是写罢一篇篇檄文，去寻找专门的劳工报刊。大陆就有一大堆，但全是政府工会领导下的媒体，而我居然在大谈特谈独立工会之迫在眉睫，视政府工会为政企帮凶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于是，到境外寻找，结果香港的《中国劳工通讯》、美国的《中国劳工观察》、台湾的《劳动者》，全无稿酬。这么大的劳工群体，在中文世界中居然没有一家有酬劳工媒体来刊发文章推动他们，实为残酷。难道大陆的《打工妹》、《打工族》、《打工》，以及号称“打工文学”的《知音•打工》、《西江月》、《江门文艺》，会去支持罢工？
我们看似有巨大的活动空间，但一一排查下来，可谓“十室九空”。所谓异见作家，多是流离失所的可怜人。《民主论坛》主编洪哲胜曾致信鼓励我：“我非常欣赏你的文章，对你充满着希望与期待，希望你可以在这个万年一遇的大变革时代展现你的威力，希望你不让韩寒专美于中国。”洪兄有所不知，非不愿也，乃不能也。头顶上，是压得我几近粉身碎骨的五指山，在这人间炼狱，能呼吸到的新鲜空气，已被一一抽去，接近窒息了。混身是力，握紧拳头打去，打的却是空气。从高处俯视而下，此时的我，就是一个悲剧。前方是暗道，再前方或许是光明，或许更暗。我一直在这不知明暗的劲风中吹拂着，吹拂了整整七年，可哪一天“如果风不再吹”，这社会完全一潭死水，我该选择自杀还是沉默？未来，当那一堵堵森严铁壁的高墙被推倒，抚今追昔，我究竟是罪人，还是好人？
有信念有实力，就有出路
每日打开信箱，倒是约稿不断，看似形势大好。仅这两天，经统计，就有47家报刊向我约稿。报纸约稿，或者给你区区几百字的空间，“连擦边球也不要玩”，或者给你2500字的篇幅，谈情感、谈文化，“不要涉及政治，不要涉及维权，不要涉及苦难”，“要温馨，要柔和，要舒服”。而杂志，则尽是一批号称“学术核心期刊”实则要你拿钱买版面的“评职称最佳平台”。简直无法想象，我耗时四天，投去辛辛苦苦写的《新式劳工的工运诉求》论文，结果编辑要我交700元。再投到另一家，变成1500元。心惊胆战地再投一家，编辑终于不再收我的钱，但须填写详细的个人简介。一看到“独立中文笔会”六字，编辑顿时来了火气，回复道：“你竟然是这个反动组织的成员！对不起，以后不要再给我们投稿了！”
我曾想过用笔名“杨子昂”在大陆写稿，初期有效，但有的编辑一旦得知我就是杨银波，干脆拒发稿酬，不再回复我的任何投稿，并挂我电话。倒是一些不设稿酬的杂志和网站，纷纷来信，希望转载我的作品，而且用我的真名。我的理想，是要在将来办一份《公民报》。网上一查询，获悉《公民报》已被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注册，投稿过去，这《公民报》却是拒绝我这种公民的。今后，倘若我能在新闻出版局获得《报纸出版许可证》，我就到工商局去注册《公民中国报》，而非《中国公民报》，因为在我看来，公民必须高于国家、大于国家、先于国家，那“国家”不过是手段，其存在之目的终究还是公民。
这几年，尽管有企业老总欲聘我为助手，有基层政府欲聘我为秘书，但我都一一回绝了，我热爱独立写作、独立调查，未来更将热衷于独立办报、独立参政。尽管我没有在大陆获准出版任何书籍，那些主流报纸在报道我时也总是小心翼翼、虚与委蛇，但这条路我是铁了心，走定了。今天的异见作家，在物质层面一直活得很卑贱、很窝囊，用仅有的50元人民币来支撑半个月的生活，用16个小时抽着四块钱的“红梅”烟，不眠不休地奋笔疾书，用穷极一生的激情和才华，来倾注这个时代已发生、正发生、将发生的动向与阻力。某一天，我们的身体会彻底干枯，血液会彻底榨尽，但我们的信念在、实力在，则出路就在，谁都挡不住。就算我们因此而坐牢，或者遭遇非常痛心疾首之事，也不愿控诉苍天无眼、天妒天才，只会认定生有此命，插曲而已。
（作者为独立作家，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，崛起于社会底层，业已奋笔七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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